“子夏曰：仕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”此句出自《论语·子张》，意思是工作之后还有余力的就应该去学习、进修，不断提高自己；学习、研究之余要多参与具体的工作与实践。“仕而学”、“学而仕”，如此周而复始，二者不断促进，相得益彰。《论语·学而》有云，“行有余力，则以学文”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。

历朝历代选人制度与用人导向，都要求从政者饱学诗书。汉武帝时考察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。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。韩愈说，“人之能为人，由腹有诗书。”宋太宗不仅大力倡导官吏读书，还向各地官员遍赐《九经》，赵普、范仲淹等宋代名臣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。因此《宋史》做过如此评价：“上之为人君者，无不典学；下之为人臣者，自宰相以至令录，无不擢科，海内文士，彬彬辈出焉。”

古人年幼便开始学习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，寒窗苦读，并养成常年读书的习惯。韩愈46岁在长安任国子学博士时著有《进学解》，为我们刻画了一个勤勉刻苦、孜孜不倦的读书人形象，“焚膏油以继晷，恒兀兀以穷年”。白天不够用，就把晚间利用起来，而且是一年四季如此，长期坚持不懈。元末明初的宋濂一生勤学，“自少至老，未尝一日去书卷，于学无所不通”。即使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、知制诰，为太子讲经，仍不敢有半点懈怠，夜夜挑灯苦读。其著有《送东阳马生序》等名篇，认为求学的崇高境界是乐在其中。

“未曾随俗唯求己，除却读书都让人。”这是清代戏曲家和陶瓷家唐英的一副律己联。据史载，唐英在任督陶官之前，对制陶工艺是个十足的“门外汉”，正如他自己在所撰《瓷务事宜示谕稿序》中所言：刚赴任之初，对于陶瓷生产“为有生所未经见”，对整个制陶过程“全然不晓”，每天“唯诺于工匠之意旨”而“惴惴焉”。但他不甘于外行领导内行，于是悉心攻读，凡是能够找到的有关制陶的书籍，他都设法找来认真拜读，并一一记下其中要点。经过几年的勤学与实践，唐英不仅成为制陶的“行家里手”，而且还著书立说，编撰了《陶冶图编次》等制陶工艺专著，创作了《陶人心语》六卷诗歌、戏曲集。后人赞曰：“御窑千年史，唐英第一人”。

古人不仅自己手不释卷、勤学苦读，而且还积极影响其他人好学上进。曾国藩是李鸿章的老师，李鸿章在回忆老师的教诲时曾这样说：“在营中时，我老师总要等我辈大家同时吃饭；饭罢后，即围坐谈论，证经论史，娓娓不倦，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。吃一顿饭，胜过上一回课。”曾国藩身边的幕僚，大部分都是这样通过朝夕相处，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化气质，增长才干。

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无论古今，勤于学习、善于学习，都是事业成功的不二选择。身处新时代，面对复杂形势，肩负历史重任，只有勤于学习、善于学习、终生学习，才能不断更新知识结构、提高本领素质、实现发展进步，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光辉业绩。